燕南园位于燕园的南部，占地48亩，东邻燕南美食；西至北大校医院；北邻第二体育馆及篮球场；南接学生宿舍及邮局、银行。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。1952年随燕大并入北京大学。有燕园“园中之园”的誉称。燕南园因位于燕园的南部而得名，是燕园建成初期燕大专门为教师打造的住宅区，占地48亩，按照当时燕大所有中外教师住宅的编号顺序，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（后来增加了50号）。燕南园先后迎来北大4位校长，8位副校长，20多位学部委员、科学院院士。

简介

园北存清乾隆年间石碑2座。主要作为燕大外籍教师的住宅，按照当时所有中外教室住宅的编号顺序，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，这一编号从燕大到北大，一直没有变更。今天，在某些宅院的门口，还能看到黑底白字的木门牌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由于扩大校园，燕南园西墙的北端向外延伸，于是又有了一个新的宅院，编号为50号。

燕南园的建筑以“洋式”为主，多为两层小楼，附带一个小花园。室内装饰业具有典型的西洋风格：铺设木地板，楼梯设在屋内，屋里有供冬天采暖的壁炉，上下两层楼各有独立的卫生间。

历史

上世纪20年代，司徒雷登初任燕京大学校长，在北京西郊明代勺园（明代画家米万钟故居）和清代淑春园（乾隆赐予和珅的皇家园林之一）旧址基础上，建成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式校园——燕园。

燕南园因位于燕园的南部而得名，是燕园建成初期燕大专门为教师打造的住宅区，占地48亩，按照当时燕大所有中外教师住宅的编号顺序，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（后来增加了50号）。

燕京大学是有名的“高薪养师”学府，为给教授、学者们提供一流的条件，燕南园的建设可谓不惜工本。与教学区和办公区那飞檐斗拱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不同，燕南园取的是美国城郊庭院别墅的模式，除泥石砖瓦取自当地，其他建材多由国外运来。门扇窗框用的是上好的红松，精美的门把手全由黄铜制成，房间里铺设打蜡地板，屋角有典雅的壁炉，卫生间里冷热水分路供应，每座住宅还有独立的锅炉房以供冬季取暖，家家门前屋后有一个宽敞的庭院，花草繁茂。

燕南园“小洋楼”之豪华当时名贯京城，此后几十年内都鲜有教师住房可与之媲美。如今，各地高校教师住宅楼纷纷拔地而起，饱经风霜的燕南园早已风流不在。如今，在燕南园那些小楼的门口，还能看到当年挂上的黑底白字的门牌，无言笑对岁月沧桑。

66号：吴文藻与冰心的新房

从燕南园西北部的上坡进入园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66号楼，这座小楼位于燕南一隅，格外幽静。楼旁矗立着两座“花匠碑”，是乾隆年间圆明园几位总管所立，

圆明园被焚后移至此处，似乎守卫着居住在这里的代代“园丁”。

1926年冰心留美归来，被母校燕京大学聘为国文系助教。1929年2月，吴文藻也从美国回来并被清华、燕大聘为教师，热恋多年的两人6月份举行婚礼，司徒雷登担任证婚人，并把60号小楼分给这对新婚夫妇居住（后门牌号码调整为66号）。

难怪冰心称吴文藻为“书呆子”，进了新房，这位一家之主什么也不管，只请木匠在一楼书房的北墙做了一个“顶天立地”的大书架，其余室内布置及庭院整修，全交给讲求生活情趣的冰心操持。

冰心在院子里种植了许多丁香花，花开时节她把吴文藻叫出来，“书呆子”人站在丁香树前，魂儿还在书房里，“应酬似的”问妻子“这是什么花？”冰心有意捉弄他，笑答“香丁”，吴文藻点了点头说：“呵，香丁。”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。

据说66号楼的客厅当时是燕大的“期刊阅览室”，那里有一张半圆形雕花红木桌，夫妇二人订了许多报纸和学术刊物放在上面，差不多每星期都更新，吸引不少朋友和学生前来一睹为快。 冰心对婚后曾经住过近10年的地方充满感情，在她写过的文章里不只一次提到燕南园。可惜乱世之中，好景不长。

1937年，北平沦陷，冰心夫妇在战火中飘泊四方，于1946年7月才重返故园，悲伤地发现，小楼仍在，而冰心手植的丁香、紫藤、红月季、白玫瑰都已香消玉殒；楼里更是面目全非，吴文藻临走时藏在阁楼上的几十盒笔记和教材全部不见了……

原来，“珍珠港事件”发生后的第二天，日本鬼子就闯进了隶属于美国教会的燕大，大肆劫掠。燕南园66号被日本宪兵占领，吴文藻的书房，竟成了拷问教授们的审讯室！

冰心含泪离开了燕南园，从此没有在这里居住。

66号又先后迎来了几位新主人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学家朱光潜。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、电视主持人阿忆回忆起高中时他常和同学到北大玩，一次途经燕南园，见一位身材矮小的老者，静静坐在青石板上。看到他们走近，老人拄起拐杖，慢慢绕到燕南园残垣之后，隔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。直到考上北大，阿忆才知道，那递花的老人，是朱光潜！

也许，只有一位将美学思考浸透整个生命的、可爱的人，才会这样不须情由地，将手中的小花，递给陌生的路人。阿忆写到：“直到今天，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，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，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，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。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，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燕大复校，1952年院系大调整时又被并入北京大学，大批著名学者纷纷调进北大，并大多入住燕南园。燕南园先后迎来北大4位校长，8位副校长，20多位学部委员、科学院院士。当时有句很流行的话：“知名学者不一定住燕南园，住燕南园的一定是知名学者。”还有个年轻学生曾口出“狂言”：“奋斗二十年，走进燕南园。”可见燕南园当时在人们心中神圣的地位。

此间最热闹的院落，要属燕南园东部的56号，这里的主人是当时的北大校长周培源。周培源早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，是爱因斯坦的学生。他是中国力学界毫无疑问的泰斗，是世界公认的流体力学“四巨头”之一，两弹一星的元勋几乎十有八九是他的门生。

在以人文学者荟萃而着称的燕南园里，周培源是为数寥寥的理工科大师，可他却是个比文学家还浪漫的性情中人。周培源特别爱花，56号门前繁樱如雪，人称“周家花园”。“花园”的大门从来都是对各路客人敞开的，无论领导教授还是普通学生皆可“破门而入”。

周家“阴盛阳衰”，四个女儿加一个老伴，唯他一个男人，所以他称家中有“五朵金花”。他右耳失聪，说话时习惯放大嗓门，据说他每天都要到老伴屋里请安，大声宣泄爱心：“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，你对我最好，我爱你！”日日如此，持之经年。

说到周培源的夫人，那是从清华园到燕园都出名的美人，而周培源直到老年还风度翩翩，双目炯炯，也是引人注目的“帅哥”。直到数十年后，曹禺还对周培源的女儿说：“当年，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，你爸爸也真叫潇洒。那时，只要他们出门，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。”

有人说，燕南园是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缔造的，燕南园63号，便是那一代学人坎坷命运的集中体现。发生在这里的往事，一言难尽，这沉寂的院落中，凝结着一个时代的刻骨伤痛。

63号院，曾居住过新中国第一任北大校长、经济学家马寅初。马寅初这个人，本身就是个传奇。他曾怒斥“四大家族”，被蒋介石逮捕监禁；曾化装成厨师坐船投奔共产党解放区；担任北大校长后，每逢演讲开头的问候总是“弟兄们！”……最值得铭记的是，他提出了“计划生育”，改变了全中国几代人的命运。

1957年4月25日，马寅初在燕南园63号接见《文汇报》记者，发表了他的“新人口论”，认为“必须有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。”在那个“人多力量大”的年代，这一论断无疑是平地惊雷，立刻招来全面围攻，“大字报”从校长办公室一直贴到63号马寅初的床头。

马寅初毫不退缩：“我虽年近80，明知寡不敌众，自当单枪匹马，出来应战，直至战死为止，决不向专以力压服、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！”

马寅初没有投降，也没有“战死”，他秉承真理，坚持到了最后。1979年，97岁的马寅初得以平反，1982年3月，“计划生育”被定为我国基本国策，5月10日，马寅初在北京医院辞世，享年100岁。

20世纪60年代，马寅初被迫辞职搬离后，燕南园63号还有一段特殊经历：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臭名昭着的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，并在这里接待了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、关锋、戚本禹等人。一时间，63号院门庭若市，众多阴谋出自这个院子，在北大乃至全国造成一场又一场的空前灾难。

文革后63号成为大杂院，哲学家汤用彤的儿子汤一玄说：“也许是因为63号的经历太坎坷了吧，现在谁也不愿住在那儿了。”

十年动乱间，燕南园成了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的“黑窝”，那些昔日为人们所崇敬的学者们备受折磨：批斗、游街、遭毒打、关牛棚……1966年，住在50号的北大图书馆馆长、历史系教授向达在“改造”中活活劳累至死，无人搭救；国际知名的光谱学家饶毓泰于1968年10月在51号自尽；两个月后，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夫人在64号双双服安眠药身亡……

顺着燕南园东部的小径一直向南走到尽头，是57号。与别处不同，这里颇具中国传统色彩，两尊石狮守着的小小院门，关而不锁，轻轻一推便可进入。

这便是冯友兰生前居住的“三松堂”，他毕生着作，几乎都写于此，晚年整理为《三松堂全集》。

“三松堂”这一雅号，取自园内三株松树，如冯友兰的女儿、作家宗璞在文章中写到：“三棵树中的两棵高大稳重，一株直指天空，另一株过房顶后作九十度折角，形貌别致，都似很有魅力，可以依靠。第三棵不高，枝条平伸作伞状，使人感到亲切……”

如今，那“枝条平伸作伞状”的第三株已经枯萎，仅余半截木桩。2003年，这里又种上了一棵幼松，“三松”的景观得以恢复。

冯友兰，是20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位建立了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，在学界地位崇高。但在那个学术不能独立的年代，冯友兰走过的道路十分坎坷。文革伊始，57号惨遭抄家，冯友兰刚做完前列腺手术，出院第二天便被勒令参加批斗大会，身上还挂着尿瓶子。接着，一些“工人阶级”住户纷纷受命挤进燕南园，与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享受同等待遇，57号院最多的时候竟住了6户人家。

冯友兰承受不住巨大压力，为求生存，身为儒学大师，却写了许多“批孔”文章迎合江青等人。晚年他对此深感悔恨，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冯友兰以85岁的高龄，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，历时10年，以口述方式完成共7册、总字数达150万字的巨着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彻底推翻文革中被迫发布的违心谬论，以呕心沥血之作洗刷耻辱，为世人钦佩。

1989年，冯友兰的身体状况日渐下降，经常住院。他对宗璞说：“我现在是有事情没有做完，所以还要治病。等书写完了，再生病就不必治了。”1990年7月，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七册定稿 完成。11月26日，哲学家冯友兰从容停止了他的思想。

现在，宗璞独居的57号小院，不时有陌生后辈慕名来访。患有眼疾的她尽管看不清来人，却也热情接待，允许人们随意参观。

燕南寂寂

十年浩劫之后，燕南园繁华殆尽。园中“口”字形的小径因挖掘“备战地道”而变成“日”字形，原来一栋一户的格局也被打破，涌进许多新住户，园中也建起了简陋肮脏的公共厕所。

至于燕南园的大师们，多已仙逝，花园无人料理，如今野草侵幽径，令人倍感凄凉。近些年，师生们常说起，所幸燕南园还有三位90岁以上的长者“压阵”：61号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，65号的法学家芮沐，62号的文学史家、诗人林庚。孰料去年10月，林庚先生突然驾鹤西去，不足1月，85岁的语言学家林焘先生也随之仙逝，永远离开了居住半生的52号，而2011年3月20日凌晨四时，法学泰斗芮沐先生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逝世，享年103岁。2013年10月22日下午14时50分，燕南园的最后一位泰斗，侯仁之先生离开了我们。10月25日至27日，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侯仁之先生追悼会，仪式很简单，根据先生生前遗愿，不搞遗体告别仪式。

燕南园今后将做何用，尚未有定论。有人建议仍然安排优秀的学者入住此园，将燕南园的传统保存下去。比如55号院，这里曾经的主人是经济学家陈岱孙，门前还立有他的全身铜像。不久前，北大校方将55号翻修一新，在门前草坪装上了精致的地灯，迎接她的新主人——华人物理学家、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；与之毗邻的56号经整修后，成为北大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，艺术学系教授叶朗在这里定期举办美学文化沙龙；王力故居的燕南园60号，成为北大工学院办公室……

燕南园，还在为这所百年名校的学术事业贡献着力量，可历经太多创伤的她，恐怕再也不能重现半个世纪前那空前的灿烂辉煌。不能忘却的是，无数先哲的风骨，在这里长存。他们丰博的学识、闪光的才智、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，构成了一种恒久的魅力，然后融入燕南园的每一处风物、每一丝气息……

燕南园，是北大当之无愧的象征，是一个民族值得珍惜的精神家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