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湘（1919年11月6日-1998年12月13日），出生于广东开平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。他是第五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。1936年年仅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副主任、中共辽宁省西安县工委书记、西安县县长、中共沈阳市区委书记。1937年，不到18岁的他，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徒步奔赴延安，之后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出生入死。在深圳创建过程中，以梁湘的仕途起伏最为波折，他被称为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“苦官”。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、海南省第一任省长。1998年12月13日0点10分在广州病逝。

个人履历

1919年11月6日梁湘出生在广东开平县月山镇博健乡会龙里。

1926年7岁入私塾，入读开平公益埠县立小学和博健小学。

1936年年仅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副主任、中共辽宁省西安县工委书

记、西安县县长、中共沈阳市区委书记。

1949年后，1955年1月至1964年8月任广东省广州市副市长；

1964年8月至1972年11月任中共韶关地委副书记；

1972年11月至1977年6月任中共广东省广州市第三届委员会书记处书记（副书记）；

1977年6月至1981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、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；

1981年2月至1981年10月任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第一书记；

1981年10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，并成立中共深圳市经济特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，仍由梁湘任书记；成立深圳经济特区人民政府，梁湘任市长。

1981年10月至1985年8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、市长；

1985年8月至1986年5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；

1986年5月至1987年9月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；

1986年，成为《半月谈》杂志的封面人物，被推举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；

1987年9月至1988年4月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；

1988年2月任中共海南工委副书记；

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、海南省第一任省长。

1989年9月14日被撤销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、省委常委、委员和海南省省长职务。

1998年12月13日0点10分在广州病逝。

人物故事

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

《南粤之子》一书中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故事：1981年夏天，国画大师刘海粟来深。他对梁湘说：“你梁湘在深圳特区率先推行市场经济、引进外资，搞好了也会有人说你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，假如你把深圳搞糟了，更会有人说你复辟资本主义！反正一顶大帽子正等着你去戴哩！”梁湘答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千秋功罪，让后人评说吧！”

轮椅背后的故事

梁湘晚年坐过的轮椅，轮椅是由梁湘晚年的医生杜克义教授捐赠的。

杜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来深圳工作的，自认为是梁湘改革的受益者，刚来深圳时他还想如果能亲眼见到梁湘就好了。1994年前后，梁湘在深圳市福田医院住院，杜克义没想到自己成了梁湘的肛肠主治医生，在梁湘治病的四年中，两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交。当时医院给梁湘安排了一张轮椅，一用就是四年，梁湘个子高，当时体重超过80公斤，轮椅旧得很快，梁湘也没想到换，轮椅上的帆布破了的地方，梁湘的夫人用针线缝好继续用，后来杜教授为了纪念梁湘收藏了这张旧轮椅。

银行贷款

那个仍处在计划经济的年代，国家规定“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”。而梁湘“斗胆”拍板，要把“死钱用活”，自己担保，向银行贷款，把当时只能用来办工业的贷款搞了基建，这种被认为“透支”的方式遭到内部通报批评。挨了批的梁湘没停住脚步，他跟相关人员说：“你们大胆办下去，如果错了，要追究责任，由我来负责！”

1985年1月起，全国推行梁湘的做法——全国各地的基建投资由原来的国家拨款改为向建设银行贷款。

招兵买马 筑巢引凤

梁湘主政深圳之初，所拥有的将相兵马才仅有2000余人，宝安县仅1名工程师。梁湘让当时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市委常委刘波上广州弄几百人来，但没人愿意。之后深圳筑巢引凤，出台七条优惠政策。希望通过住房、工资、户口等方面的优惠笼络人才。

人物评价

邓小平认可梁湘功绩

1984年1月24日，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深圳，下榻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。随后的几天，邓小平果然只看不说。但是，在视察途中，他却不住地询问。直到1月26日邓小平离开时，他也没有给深圳留下只言片语，当时，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。后来，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传到深圳，当年2月1日，大年三十，小平在广州写下“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，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”。深圳迎宾馆6号楼大厅墙上，一直将这个题词挂到现在。

“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，是梁湘。”原广东省领导刘田夫对媒体坦陈。

1986年梁湘成为《半月谈》杂志的封面人物，被推举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。

梁湘被称为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“苦官”。

梁湘之子梁明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，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。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，上步就已是郊区。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，因为蚊子太多。来一年就累得住进医院”。

人物语录

“勒紧裤带也要把文化科学建设起来。”

“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，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；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，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”。

“你们大胆办下去，如果错了，要追究责任，由我来负责！”

“卖裤子也要把深大建起来。”

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千秋功罪，让后人评说吧！”

“我希望市长同志给我一个户口。另外，我在未去之前，就此先立下遗嘱，死后我的骨灰安放在梧桐山上。我要面向世界，看到中国的未来！”

离职讲话

1986年5月22日上午梁湘在市委大楼全市局以上干部大会上的离职讲话：“如果必须生一千次，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；如果必须死一千次，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”

我首先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和省委的决定。当然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也很不平静，原因很多。我是很高兴很放心的。有人曾经问我，深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我说：是年轻。著名诗人艾青来深圳时写有这样一段诗：“这里是年轻的特区，年轻的城，年轻的事业，年轻的人。”胡耀邦同志1983年视察深圳时也说：“英雄出自少年郎！”现在，我们又看到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到领导班子来，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、兴旺发达的表现。我已经是超期服役的年龄了，退下来，让年轻同志接轨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。

遗嘱

最后要说的一点，就是我个人今后的打算。我虽然退居二线，但我要做到“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”，因为共产党人讲的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这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本色。当然，我在深圳工作了五年多，对特区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都有感情，对我们一起艰苦奋斗的同志更有感情。因此，我还是留在这里，定居在这里，我时刻关心着特区的每一个发展，每个变化。还希望市长同志给我一个户口。另外，在我未去之前，就此先立下遗嘱，死后我的骨灰安放在梧桐山（李灏插话：梧桐山有幸埋忠骨！），我要面向世界，看到中国的未来！智利大诗人聂鲁达不是有这样一段诗吗？“如果必须生一千次，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；如果必须死一千次，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”。现我就借用这段话来回答同志们对我的关心。

至于今后的生活，我要在这里潜心读书，因为过去实践得多，学习时间太少，所以，在有生之年还是要好好读书，特别是有关经济学方面的。根据特区的经验，很好地研究一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。还准备到内地、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搞些社会调查，吸收他们的经验，这对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帮助的。

为政举措

他是改革开放最早的试水者，也是一场世纪大变革的牺牲者。他是特区政府第一任市长，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”来打深圳，是深圳人永远怀念的“拓荒牛“。

思想解放，开拓创新

回溯到28年前的特区初立，“思想解放，开拓创新”仿佛就是她的空气，充盈时精力充沛，缺失时顿陷委靡。梁湘、袁庚等先辈们在荆棘丛生的大地上躬身前行，用智慧、勇气和担当，挣脱束缚，打破樊篱杀出了一条中国改革开放的血路。自1979年，“空降兵”袁庚“用晚年政治生命”换来“蛇口这个试管婴儿”诞生；到1981年梁湘“破釜沉舟背水一战”，顶着“变天论”让特区变模样。历史用“敢闯敢干，敢为天下先”为深圳这座城市的气质做了最好的注解。之后数年，特区在种种非议与责难中，历经着前进、徘徊，又前进、再徘徊的螺旋。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、特区成立将满28年之际，在财富的积累日益厚重之后，早年那“宁可掉帽子”也要主动改革的先锋之气已渐失。

顶着主权帽子招标

特区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。而梁湘总在无畏的一路逆风前行。深圳的第一座高层建筑“国际商业大厦”，这个53层高的楼是深圳特区当年第一座高层建筑。

1981年夏天，梁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座大楼的施工。省建工部门把大楼的施工任务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，但这家公司漫天要价，而且不到一星期就涨价三次，它还按老办法要特区提供基建材料的供应指标等。双方本谈好两个月，已经打好桩的工地上青草已长了很高，施工却仍未开始。梁湘闻此，大为恼火。“我就不信没有张屠夫，我们就要吃带毛猪？”他跟同事商量后拍板借鉴香港经验在基建工程中面向市场公开招标。这样的创举等于把省里上级部门手中的权给弄没了。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在“八级大风中顶风行船”。

梁湘深知他面对的是一场什么样的困难，但他不肯后退半步。他鼓励同事“改革是一场革命，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。谁要阻挡特区改革的道路，就把谁撤掉！”不久，省基建部门负责人陪同国家建委一位副主任来到深圳特区，这位负责人对特区建设提出了8条意见，称不准对港澳公司招投标，这是“主权问题”。

梁湘站起来讲了一番话：“竞争促改革，竞争促进步，不管省内还是省外，谁能干就该谁来干。特区要率先改革，就得让省外的基建队来参与投标，请港澳的建筑公司进入特区投标。什么叫国家主权？大家都清楚，请别拿大帽子吓人！”这就是梁湘的性格，虽然60多了，却依然生猛。老一辈的人今天想起这些还觉得很过瘾。

顶着变天论建特区

在梁湘离开深圳领导岗位十年之后，深圳发展的基础基本上还是梁湘和他的战友们用巨大的手夯实的。

深圳特区应该办成什么样子？这在当时谁也不清楚，也没有先例可循。当时有意见认为是办一个封闭式的加工区或办一个“自由贸易区”，但范围不要超过两平方公里。在特区不知驶向何处时，梁湘用行动回答了特区的发展方向问题，在深圳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。对深圳经济发展提出“三个为主”。即产业以工业为主、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、产品以外销为主。

但深圳一系列的变革换来“变天论”。“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，一切都已资本主义了”，有人说“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”。一位从未来过深圳的老同志，听说深圳“变天”的消息，竟号啕大哭，认为“流血牺牲几十年，一朝回到解放前”。

1981年11月前后，中纪委派来了调查组。不久，北京有人发表文章《旧中国租界的由来》。然而，梁湘不为所动，仍请来了境内外逾百专家对刚刚拟出的《深圳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规划大纲》进行评议。1982年2月3日，《深圳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》印制。这份珍贵的文献成了后来深圳的近十年的实践大纲。

1982年1月，中央领导同志约见国家计委负责人，当年4月，北京还专门召开了有关深圳的会议，“仍然应该坚持计划经济”的论调，让人开始怀疑特区还会不会继续的担心。直至1984年1月29日，视察了深圳的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：“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，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”梁湘才渡过险滩，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